鲜 血 染 红 的 丰 碑
——纪念安顺解放60周年悼二铺战斗中牺牲的烈士
杨 明 道
安顺市北郊烈士陵园中竖立着一对白色石雕墓表，上面镌刻着一副对联：“匪特万恶终灭尽；烈士千古永留芳”。墓表是历史的见证，它记载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记录着阶级斗争激烈年代的风风雨雨……
安顺“和平解放”的后面
1949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17军先头部队在安顺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中,没有动用一枪一弹进驻了安顺县城,安顺宣告和平解放。随着南下西进地方工作人员的到来,便开展了接管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的工作。
但是,“和平解放”仅是暂时的现象,紧接着的是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当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决策和刘、邓首长的部署,解放贵阳、安顺等地仅是大西南作战方案大迂回动作中的一个环节,五兵团除了在战役迂回中解放全贵州外,还要按照预定进程,调动大批部队配合三兵团主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另外,战局中还出现了新的情况:在四兵团相距尚远、二野主力忙于进行成都会战的时候,由于国民党新八军和二十六军扑向昆明,起义的卢汉部队告急,刘、邓首长电令驻防安顺的17军主力49师挺进滇东,驰援昆明。刚解放的安顺县即参与了承担支前的任务:筹集400万斤军粮,以应急需。为此,刚就任的中共安顺县委立即组织一批干部,在17军筹粮队的配合下到各区、乡开展征、借粮食的工作,并宣传党的主张、路线、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着手改造旧社会的伟大工程。但由于解放伊始,解放大西南的战役还在进行,接管初期还来不及触动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封建秩序和国民党的反动保甲制度,实行了“接过来,包下来,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办法,在留用旧政权人员的同时,原来的许多区、乡、保长仍任原职或兼该级“支前委员会”主任,利用他们来完成征借粮等任务。这些人一般都是地主、恶霸、权绅,握有武装,控制着一定势力范围他们实际上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刚解放时,国民党溃败,解放大军压境,他们还不敢轻举妄动,但他们知道共产党是绝不会让他们继续统治下去的。因此,他们表面听命,接受任务,背地里却在搞各种动作,做各种准备,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当新政权派下去的工作队进行宣传,发动群众,为民主改革作准备的时候,即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恐慌,本能地酝酿着反抗。而在城市,接管的是旧政权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大量人员失业,物资匮乏,游民、乞丐、暗娼以及吸毒、偷盗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城市实际还在混乱之中。
对于新政权的最大威胁还在于国民党贵州当局败退之前就制定并实施了一套“应变计划”,培训了一些地方反共骨干,潜伏着许多匪首特务,他们在窥视形势的发展。另外,原来国民党的一些保安团、队和地方武装,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被迫起义、投诚了,但一些首领人物并不是甘心情愿,遇有风吹草动,他们又要返本还原。
刚解放的安顺,就处在这样一种潜藏着的不稳定之中。
从小到大的匪乱
1949年12月中、下旬,形势发生了变化,入黔解放军主力大部入川、滇参加作战,只留下少量部队参加城市接管和维持治安。潜伏的匪特认为时机已到,便蠢动起来,四处串联,造谣惑众,破坏征粮,策动反叛。他们组织队伍,从小股到大股,从隐蔽到公开,招兵买马,封官许愿,胁迫群众,开始闹事。先是零星分散的骚乱抢劫,逐渐发展到在乡场附近、公路两侧公开活动,进而亮出了“反共”的旗号,以反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为目的,袭击革命干部,伏击人民武装,抢粮食,攻城镇,占地盘。社会秩序一时大乱。
安顺城虽为地委、军分区驻地,但城内敌情严重,出现了一些反革命组织,发生过几起爆炸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安顺四周,处在几股很有势力的政治土匪的控制之下。以曹绍华为首的“反共自卫救国军”分布在安顺、平坝、长顺交界以罗湘培为首的“反共自卫救国军陆军第八兵团”盘踞在普定一带以敖伯章为首的“人民党忠孝团”称霸在镇宁、安顺新场边界地区以牟开荣为首的“反共挺进军第四纵队”聚众于紫云一带。这些政治土匪共54股,约15,000人。安顺县境内原留用的一些旧区、乡、保长,纷纷“反水”,拉起队伍,加入股匪的行列。
1950年初土匪开始闹事,元月围攻新场乡政府2月攻打解放军华严洞军械库3月起,先后有谢葆祥、张怀月、李明、梁家林、涂海珠、刘效继、王兴奇、傅宾度等征粮、征税干部在各区遭土匪杀害。土匪活动日益猖獗,土匪武装逐步编组就绪,安顺境内土匪的一个“围旧州,打二铺,攻安顺”的阴谋计划也逐步暴露。土匪还设法与安顺城内的反动势力取得联系,企图内外呼应。但都被我公安部门破获,及时粉碎其阴谋,使县城免遭重大破坏。但是,在1950年元月至3月这段时间,由于各区被土匪骚扰和占据,交通受阻,通讯中断,供应困难,治安恶化安顺城实际上是处于四面受困的危急情势中。
尽管如此,中共安顺地、县委、军分区和县人民政府仍坚定地领导着各项工作,组织武装力量和工作队,继续下到区、乡,征粮征税,发动群众,保卫粮仓,坚持生产,与土匪斗争。
激 烈 的 战 斗
二铺区公所驻地在二铺场,所辖七眼桥镇位于滇黔公路平坝至安顺段上,地处要冲,而囤了70多万斤待运粮食的临时仓库也设在这里。因此,扼守七眼桥,保卫二铺,在当时与土匪的斗争中有很重要的意义。
1949年底二铺区公所成立以后,区委书记李经正、区长高福顺、副区长曾宪阶即带领20多名工作人员驻进这里,开展工作。次年元月,在区所附近的七眼桥处设立“七眼桥征借粮办公处”及临时仓库,由西进干部赖鹏程负责,带领着县里派来的征粮干部和区里的部分干部李振凯、丰丕华等十多人,办理征借手续,并管理和保卫粮仓。鉴于从3月初开始,土匪暴乱逐步升级,为了站稳二铺,保卫七眼桥粮仓,经地、县委和军分区研究决定,将驻安17军筹粮队调出一半（50）人,由队长崔汉山带领,开赴二铺协助工作。这支队伍当时称“安顺专署筹粮工作队”。筹粮队始建于江西省贵西县,随17军屡经征战,是一支过得硬的宣传队、工作队和战斗队。分到二铺区这一部分,大多数成员是经过抗日战争锻炼的干部,个别老同志（王万林）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只有少数是解放战争中参加的年青战士。当时的装备还比较好,除长短枪外还带有轻机枪2挺、六○炮1门。到了二铺后即在区委一元化领导下开展工作。
就在近几天,下到各乡征粮的工作队都遭到散匪的暗中袭击,个别队员已牺牲。3月17日下午,区长高福顺从一个当地积极分子处得知,土匪有来攻打二铺的迹象,便请崔汉山队长向17军首长报告。当时二铺区这条电话线还未中断,军分区首长听后指示:据近期全区匪情通报,土匪袭击我新生政权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是要搞乱一阵因此要提高警惕,既不能恐慌,也不能麻痹大意,要有所准备。于是他们便作了初步的部署:加强了区所两座石碉楼的警卫,轮班日夜防守筹粮队组织小分队,在区所外的村庄、路口日夜巡逻把筹粮队人员分为3个行动组,第一、二组各掌握一挺轻机枪,必要时分开作战。
3月17日深夜,土匪在旧州和二铺同时行动了。曹绍华匪部派出一个保安团和永靖、五权、九溪3个乡叛变乡长所纠集的土匪共约2000人潜入二铺区所附近村寨埋伏,即将实行多路进攻。凌晨5时许,筹粮队巡逻哨在烂泥沟一带发现庄稼地里有人影移动,便厉声问:“谁！干什么的?”话刚落音,对方就“叭”的一枪打来接着,四周都响起了枪声和喊叫声。巡逻兵知道土匪开始行动了,立即赶回区里报告。
由于事件突然,高福顺、崔汉山等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撤出区公所,及时占据有利地形,迎击敌人。当即撤下电话,交由通讯员叶立生背着,紧急集合全体人员,撤出区驻地。刚出门不远,即遭到从夏官来的股匪的袭击,大家一边还击,一边奔向老苗大坡上的制高点。老苗大坡有三个主要山头。高福顺带一个机枪组占据最高的山头,司务长、红军老战士王万林带一个组占据第二个山头,崔汉山和曾宪阶带其余的人占据第三个山头。我军占领山头后,七八百土匪就将老苗大坡围个水泄不通。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又面对十几倍于我之敌,这些钢铁战士毫不畏惧,人人举枪严阵以待。
上午9时左右,土匪开始进攻。在一片枪声喊声中众匪漫山遍野地逼向山头。我方立即还击,步枪、手枪射出一颗颗子弹,两挺机枪吐出猛烈的火舌,六○炮发出轰轰的怒吼,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山腰里摆了一片匪众的尸体,土匪一次次的进攻都被打退。我方人员在山上坚守了十来个小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弹药越来越少。相持到下午4时左右,第二个山头上队员们的子弹打光了,土匪趁势往山头上冲。为了不让武器落入敌手,战士们将枪支砸断,抱起石头朝山下砸,与土匪作最后的殊死搏斗。但终因土匪人多,力量悬殊,这个山头上的7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此时,另两个山头上的同志伤亡也极严重（两处共牺牲12人,轻、重伤24人）。为了避免更大牺牲,高、崔两人当机立断,分别带领其余同志冲下山,向敌人火力薄弱的地方突围。由于他们的奋勇冲杀,终于冲出重围,先后向曹屯、山岚方向撤离。在这场血战中,土匪被打得尸横遍野,我方也付出很大代价,区所和筹粮队人员中有19人壮烈牺牲,其中包括老红军王万林和年轻通讯员叶立生同志。
军分区首长听了二铺战斗的情况以后,急令17军政治部警卫连由指导员乔方志率领,驱车赶往七眼桥营救尚陷在土匪围困中的征借粮办事处人员。可是,当警卫连赶到七眼桥时,土匪已经散去,粮仓的同志也遭到劫难。原来,土匪在包围老苗大坡的同时,也分兵包围了七眼桥粮仓。粮仓负责人赖鹏程率大家进到附近村民姜宝珍家碉楼上,凭借碉堡抗匪待援。但毕竟敌众我少,碉楼被攻破,除一部分队员冲出外,赖鹏程、李振凯、王占礼、丰丕华4同志被土匪抓住,并被土匪用刀砍杀在七眼桥后面小坡脚。土匪正要劫粮的时候,从平坝方向开来一支解放军剿匪部队。土匪经不住强大火力攻击,仓惶逃窜。
3月19日清晨,军分区命令乔方志等再率警卫连和县大队一中队前往二铺收寻和掩埋烈士遗体。此行200多人,带有机枪、六○炮及枪榴弹筒等装备。他们来到二铺,目睹了烈士们被土匪残害的惨状,大家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决心把剿匪斗争进行到底,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为烈士们雪冤洗恨,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大家把四处收寻到的烈士遗骸集中在七眼桥的东头,作了标记,分别掩埋。就在准备返城的时候,突然从公路一侧的山凹里响起了枪声和叫喊声。接着,约有七八百土匪朝军车处猛扑过来。乔方志立即下令:“打！”齐龙彪、王德明、王本生3名机枪手的机枪便哒哒哒地响起来,匪徒应声倒下。根据地形,乔方志又命令副连长龙来宾带一个排从敌后右侧包抄又命一个排在汽车上用机枪作掩护他自己带一个排从正面阻击冲来的敌人。匪众太多,有几十个已冲到汽车跟前。战士们用刺刀与土匪展开肉搏战,一个个匪徒被刺倒在路边。筹粮队区队长杜洪玉忍着伤痛把一个匪徒刺倒,并从他身上缴获一支手枪。事后辨认,这支手枪原来是红军战士王万林生前使用的。经过激烈搏斗,40多名土匪被刺死在车旁,而我方无一牺牲。此时,负责包抄的两个排已在敌后打响,土匪腹背受击,乱成一团,四散逃命。经乘胜追击,全歼了这股残匪。
二铺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保住了征集来的几十万斤粮食,粉碎了土匪进一步攻打安顺城的阴谋。在二铺事件中共牺牲了23位同志,其中除5位是本地新参加革命的干部而外,其余的是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安徽、江西等省籍南下或西进的干部和战士。他们以自己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为安顺人民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永 存 的 丰 碑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并明确规定了开展剿匪斗争的方针政策。此时,成都会战结束后,参战的驻贵州部队也返回贵州,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集中力量进行剿匪斗争,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运动在全省全面展开,各地土匪势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安顺地区剿匪的第一阶段（1950年3至7月）,安顺县境内就基本上消灭了土匪的踪迹。原有土匪,有的被歼,有的被擒,有的投降悔过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受到严惩。剿匪斗争的胜利维护了社会正常秩序,为随后开展的各项民主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缅怀先烈,继承革命烈士的遗志,1951年春,中共安顺县委决定在二铺区七眼桥公路一侧建立“革命烈士陵园”,陆续将在二铺区及其他区牺牲的烈士遗骸迁入陵园墓地。1950年6月陵园竣工,次年6月1日,县委主持召开了盛大、隆重的悼念仪式。陵园依山傍水,庄严肃穆,正中纪念碑上镌刻着纪念殉难烈士的碑文。每年清明节,安顺各界都组织职工、师生、群众前往瞻仰悼念。1964年,经中共安顺地委研究决定,将七眼桥烈士陵墓迁到县城北郊,进行精心设计和营建,原先的七眼桥陵园,除纪念石塔外,其余墓表、石碑都随着迁至北郊陵园。几十年来,安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们永远记着革命先烈的功勋和英雄事迹,一代传一代,成为激励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作者：杨明道，男，西秀区史志办原主任 )
